传承弘扬丽江优秀廉政文化传统

　　李群育（古城区）

　　深入挖掘和阐发丽江清廉文化传统及其特色，传承好、弘扬好丽江优秀廉政文化传统，对于当前“贯彻省委修复净化丽江政治生态的决策部署”“全力推动丽江政治生态的尽快修复、加速重构”、重塑丽江清正廉洁新形象非常必要、非常紧迫。

　　一、丽江自古有崇尚清廉的廉政文化传统

　　在各民族文化不断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丽江各族先民古朴敦厚的“重气节、重情义、轻私欲”等文化传统与中原儒学重道德修养、正身律己、廉洁从政等思想逐渐相融合，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丽江的廉洁文化传统。

　　木氏治丽近500年间，积极践行“诚心报国”、守土有责、维护国家统一的职责，同时，要求家族及个人在生活上努力做到勤俭节约，不奢侈浪费，强调“内不可耽于酒色，外不可荒于犬马”“不娶妾媵”。木公在《建木氏勋祠自记》中说：“我子若孙……如不知朝廷之恩、祖宗之德，虽继有今世之荣，则何用矣……后之子孙，念祖宗之艰，述我所为判决，内不可耽于酒色，外不可荒于犬马。惟立身行己，克恭克敬，勿亵尔神，勿怠尔心，学书学礼，忠君至恳，爱民至专，孝亲至勤，祀神至诚，训子至要。此五者，蓄诸内而行诸外……尤念我祖太父本安（木泰），读书史，立宗子，不娶妾媵，家法愈隆愈备，木氏之盛，未有加于此者。凡我子孙，受朝廷世袭美官，拓守边城，不可有动挠患，以贻天子忧。尊祖宗世传之雅训，不可紊淆变乱，以败坏木氏家箴……我世世子孙，绳绳相继，成立如登天，覆败如燎毛，克家相贤，临深履薄，尚其念之哉。”木氏家训集中体现了纳西族的国家认同意识、中华文化认同意识，以及崇尚勤俭节约、廉洁勤政的思想。木氏治丽重视发展矿产业与商业，徐霞客称当时的丽江“富冠诸土郡”。木氏土司虽然有西南边地首富的巨大资产，却严格要求家族成员“内不可耽于酒色，外不可荒于犬马”，并规定土司继任者做到“不娶妾媵”，从而保证木氏能够将大量的资金用于维护国家统一、支撑中央财政等国之大者，以及捐资建设发展周边地区文化等公共事业。

　　清代，丽江的廉洁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承发展，《光绪丽江府志》载：“丽虽辟壤，俗尚敦庞，士重气节，或以一介书生处草茅而不忘魏阙，往往有经明行修，轻视不义之富贵，克葆其节于流离颠沛之秋，与夫乡党自好者之慷慨响义，俱卓然可为坊表。”《永北直隶厅志》载：“永郡俗敦古处，不务声华，凡出而筮仕者，莫不励廉隅而重清操。故某也，疏河赈恤；某也，救灾恤患；某也，为政而豪强屏迹；某也，治邑而农桑大兴。且某，则狷介而宦囊空涩，父老之传闻，常啧啧在人耳目间。”应该说，明、清时期基本形成了具有丽江民族特色的廉政文化。

　　二、选派“廉洁有才、熟谙夷情者”治丽

　　实行“改土归流”和推广科举制度，对于丽江廉政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在这一历史性变革中，丽江纳西族地区由土司世袭制度转变为流官治理制度，即由朝廷直接选派廉洁有才且熟悉少数民族情况的内地官员前来治理，从而推动“改土归流”地区的新政新气象，促进边远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是否清廉有才、是否熟悉或重视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往往成为选派流官的首要条件。正如当时的云贵总督高其倬在《丽江府改设流官奏疏》所说，丽江之地，外控蕃藏、内蔽西滇，为藏地官兵物资往还之要区，必须“拣选清廉有才、熟谙夷情之员”到丽江任职。应该说，这一时期选派来丽江的流官，大多数堪称“清廉有才、熟谙夷情”之人。民国时期来丽流官中则基本上没有可称为“清廉有才”者。新中国成立后，调到丽江工作的各级干部绝大多数堪称“清廉有才”，特别是“南下干部”与“边纵”地下党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丽江廉政勤政群体的典范，其中包括丽江人民至今铭记心中的郭庆基、康长征、徐振康等同志。

　　三、廉洁勤政、欣赏丽江、情系丽江的流官最受民众的拥戴

　　据有关史料记载，选派到丽江的流官之中，有廉洁口碑的屡见不鲜。明代，前来永胜任职的流官之中，来自福建莆田的杨渤“操守清白，抚治有方，历任十五年，政清弊革，士民感戴之”；来自江西安福的伍实“居官廉洁，士民怀之”；来自四川安县的刘九思“律己廉约，莅政严明……士民咸思慕之”。清代，来自山东曲阜的孔子第66代孙孔兴询，“捐俸倾囊”创建丽江府学宫，设置师傅，传授儒学。据《丽江府志略》记载，孔兴询于康熙三十六年到丽江任通判，“见丽山水清奇，人才秀美，请立学造士，为土舍所扰，公持之益力，捐俸创立学宫，化导百姓”。山东曲阜孔府陈列室中也称：“孔兴询，66代孙，曾任云南丽江府通判。丽江为少数民族地区，明代以酋长木氏为世袭知府，以流官为通判，通判多因闲官不愿治事。兴询到任后，一变旧俗，创建孔庙，以诗书训治，丽江文教始兴，后升任贵州定番知府。”

　　清雍正元年丽江“改土归流”之后，首任丽江府流官知府杨馝（汉军正黄旗人）以“有廉能名”著称，任职4年之内做了“除苛派万余金”“释奴五百余户”“均赋役、劝垦田”“创办雪山书院”等众多实事好事而深得民心，“郡民戴德，立祠祀之”；乾隆元年任丽江知府的江西福安人管学宣同样“清廉有才”，他热爱丽江、欣赏丽江，深信“我丽人士将来之大可造也”，指出，“丽山水清淑、人士英敏，将必有握珠抱玉，崛起于雪山玉水之间者”。为鼓励平民子弟勤奋读书学习，他“每夜深行，察勤读书者，识其门，资以薪米，由是士风日上”，深受民众爱戴，离任之日，玉龙山下民众“老幼攀辕，泣送数十里不绝”；乾隆十年任丽江知府的甘肃张掖人樊好仁以“在官廉”而有良好口碑；乾隆四十八年任丽江知府的山东曲阜人孔继炘，“正身率属，奸吏敛迹，民无冤狱，捐俸重修文庙，引诱后进，士风丕变，至今爱戴不忘”；曾任丽江知府的湖南善化人蔡信义，“以廉洁自励，丝毫不扰于民”而深得民心；嘉庆五年任知府的和费颜（满洲正黄旗人）曾“捐俸助学”，创办丽江“卷金”（助学基金），实心爱民为民，“民以戴之如慈父母”，他在丽江任上去世，魂归故里时，丽江“父老披白泣送者以万计”；咸丰年间任丽江知府的辛本楘（山东蓬莱人）以“刚正廉明”、勤俭节约“食不二味”著称。他还经常为丽江学子授课，“公于课士，指示详明，谊同师生”。时值“滇西之乱”，鹤庆总兵张正泰率军到丽江滥杀无辜民众，辛本楘作为丽江知府予以坚决反对，最终因阻止无果而气绝身亡，丽江“士民无不出泣”，却因“囊无藏物”而无力归葬故里，直到去世24年之后，其子才有能力前来丽江接父母亡灵，“扶榇归葬”山东故里，丽江民众闻讯“踊跃助赙，扶榇归葬，父老送者，填塞道途，十里不绝”，玉龙山下再现泣送清官的感人场景。此外，丽江乡间也有传闻，对不是真心实意为民众的流官特别是贪官，他们离开丽江时，民众会抬着粪桶将其驱赶出境，称为一路遗臭而去，曾有官员因此在离开丽江境后自杀身亡。

　　凡居官清廉、爱民为民、办实事的官员，丽江人民深切怀之、思之、感戴之、思慕之；对贪官污吏，丽江人民则深恶痛绝、恨之入骨。玉龙山下民众泣送离任清官与抬着粪桶驱赶贪官的行动，深刻反映了丽江人民爱憎分明的性格特征，也是丽江廉政文化的一大鲜明特点

　　四、为官一世只有“清风古琴遗吾子孙”

　　明代谭升是丽江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也是丽江籍人士中第一个到内地任职的官员，堪称丽江籍官员中廉洁从政第一人。谭升曾任江西太和县知县、四川合州知州、重庆府知府，所到之处均以清廉纯正、操守清白、鄙视利欲、决不收受任何不义之财的高尚品格而深得民众颂扬。《乾隆永北府志》载：“谭升，成化丙戌进士，任四川合州知州。或有怀金乞怜者（行贿者），力辞不受，州人以廉洁称之。卒于官（不幸因公殉职），其子扶榇（棺材）归里，只有书数卷、琴一张，刻赞于琴，有‘清风古琴遗吾子孙’之句。” 朝廷闻其事迹后特准入祀乡贤祠。《重庆府志》卷四“名宦”中将谭升列为廉洁从政的“循吏”；四川《合州志》中有专门记载谭升居官清廉的传文。“清风古琴遗吾子孙”，至今读来令人感动与深思：一个在县、州、府岗位任职多年的地方官，在任上去世后留给子孙的遗产只有几本书、一把琴，可谓为官一世、两袖清风的典范。当官为了什么？在封建社会，有人“千里为官只为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留下千古骂名；有人为官一世，坚守清廉，连办理自己后事的钱财都没能给家人留下，却留下了千古正气。人生在世，为人为官，总要给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对于这一古老的话题，“清风古琴遗吾子孙”值得今人深刻思考。据《永胜县志》记载，谭升墓葬于今永胜县南华玉腰冲。

　　谭升之后，永胜籍清官廉吏不断涌现。其中，明代有坚持在任上“轻骑简从，官俸外一介不取，上宪加其操守清洁”的江西庐山县知县陈表；任宾川州训导的刘玺“守纪廉洁，造士有方，以严整庙学”而入大理府名宦。清代有“守已清介，造士有方”的永平县训导聂缀绅；“宦游十余年，两袖清风”的广西武缘县知县杨嵘。据《永北直隶厅志》记载：“杨嵘，乾隆丙戍进士，任广西武缘县知县，宦游十余年，两袖清风，卒于官，不能归葬。其孙长大，始扶柩归。”任上去世后因“宦囊空空”而无法归葬故土，直到其孙子长大成人后，才得归葬永胜故里，可知其为官之清廉；有历任四川丰都县、福建福清、武平、建安县令被民众称为“黄青天”的黄耀枢，所至常捐俸银助贫办学，深受士民爱戴；有任山西永宁州、潞安府屯留县知县等职却“宦囊萧索”的何现龙，史称“捐廉修河道，兴义学。解任之日，宦囊萧索，士民感戴”，离任时民众为其立“去思牌”；有以“人皆以宦而富，公独以宦而贫”著称的谭尧龙（雨亭）。据《滇系》记载，谭尧龙曾任福建永州守、福州府同知，他本是永胜家底殷实之“故旧家”，上任后为官清正，锄强扶弱，豪强屏迹，乐善好施，解囊助困，两袖清风，士民咸戴。却“以宦而贫”，贫病缠身回归故乡永胜，父老闻之，啧啧不已。滇之名士钱南园先生曾撰文曰：“雨亭先生，天下之劳人也，其勤政可概见矣。” 在众人皆追逐“升官发财”的封建时代，谭尧龙却甘愿“以宦而贫”，非常难能可贵。

　　五、“所至俱有惠政，以廉介自持”的纳西族清官群

　　丽江“改土归流”后，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平民学子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走进仕途，出现了众多以廉洁从政著称的纳西族清官廉吏。其中，有在内地富庶地区七任州、县官却“宦囊羞涩，家计萧条”的王源。据《光绪丽江府志》，王源曾历任浙江新城、遂昌，福建长乐、宁德、连江、德化、永春等州、县官，“所至俱有惠政，以廉介自持，门无私谒，自奉淡泊，不妄取与。以故仕两繁省，历任七州县，而宦囊羞涩，家计萧条。至今乡人犹称道弗衰焉”。有入选翰林院吉士，后调任山东定陶县令的李樾，任内“以廉隅自励，不受私谒，判断民情，一秉至公，士民咸爱戴之”，后病逝于任上。有历任江苏新阳、萧县、高淳等职的杨福鼎，当地因兵燹造成民众饥馑，杨福鼎捐出“私囊”，以设粥厂，给牛种以力耕种，“士民爱之如慈父母”。有任四川眉州州判兼管眉州、彭山、新津三属水利的杨庆远，他亲临诸堰，兴利除害，田间沟洫，涣然改观。当地发生疫病时，杨庆远用祖传针灸医术救活患者无数，深得眉州民众的尊敬和爱戴，特在州城东门外为其立有“清官亭”。有历任湖南永定、沣、晃等州、县官的王春藻，“所至培养士子，体恤乡愚，严惩暴类，而爱才尤笃，每公余提倡文社，士民咸以‘青天’颂之”。有任浙江临海县令的杨泗藻，史称，“甫下车问民疾苦。时因兵燹之余，诸事棘手，公遇事坦率，不设城府，案牍无新旧，判断一秉至公。舆情爱戴，颂有‘德平雀狱’之额。海冠有郑某者，以劫掠为生，将劫县署，至边境，问边民，皆答曰：本任杨清官，非复前令规模矣。冠闻星夜奔回，公即使人追捕之，遇诸仙居之边境，冠拱手曰：‘杨公在任，小人不复敢滋事。民颂曰‘威靖鲸波’。仅十月余，卒于官”。一个常被海寇劫掠的地方，海寇一听“杨清官”之名，便星夜惊慌而逃，并拱手称“杨公在任，小人不复敢滋事”，“清官”之名有如此威力，发人深省、耐人寻味。有任浙江兰溪县令的杨福豫，“分奉捐廉”筹措兰溪办学经费，扩建云山书院，创建“膏火”，史称浙江兰溪县“有膏火自公始也”。有曾任陕西汉中镇、贵州镇远镇总兵的和耀曾，心系丽江教育，将皇上赏赐的700余金充抵丽江公项，专款“用以培植士子”。

　　六、敢于为民请命，反大贪官和珅，发出禁毒先声

　　明代以来，永北金沙江边少数民族屡受不合理的金课之苦，有的贫困破产，有的逃亡外地。乾隆二年，来自永胜的翰林院编修刘慥向皇帝上《请免金课奏》，把自己所了解的金沙江边民众之苦情如实向朝廷反映，朝廷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减免金沙江金课的决定，终于搬掉了数百年来压在金沙江边民众身上的这一巨石，解除了穷苦民众百年之苦。对此，当时的云南五华书院山长檀萃说：“云南金课之病民，永北为甚，其时大吏争之，群众为论说之，卒不得。公以草茅新进之臣，慷慨直陈于殿陛，数百年之累遂轻，公之以忠诚自结于上者，先自于此。”鹤庆蒋祖培太史也说：“当危疑之时，捍大患，御大灾，从容而奏，非常之绩，实为同人领袖。”刘慥后来历任四川顺庆府、重庆府，山东曹州府，江苏苏州的知府，福建按察使，河南、山西布政使并两署巡抚之职，所到之处多有惠政，乾隆皇帝曾朱批刘慥为“天下贤员”。和珅是清代最大的权臣贪官，纳西族的李廷俊等云南举子毅然“赴京控珅” 。因正处和珅得意跋扈之时，故未遂其志而返乡从教。和珅服辜后，诏授李廷俊山西汾阳，未到任而卒。还有最早提出禁烟与反腐主张的丽江学子马子云。赵藩在《马子云先生传》中说：“嘉庆末，吏治日窳，而西洋英吉利输鸦片烟入广州，浸淫遍中国，滇处僻远，害尤及之。子云慨然草《去官邪、锄鸩毒论》千余言，于提学试经之日附试卷上之，讽以入告。提学骇诧，以狂妄违功令，褫其衿。”才华卓著的马子云因此终生未能入仕途，然而，马子云提出的反贪赃枉法与禁烟毒思想意义深远，其中的禁烟毒主张比《林则徐禁烟奏折》还早了约30年，堪称神州禁毒第一声。

　　七、廉吏到，雪先笑；贪吏来，云不开

　　以洁白的雪山为镜、以历史为镜，经常照一照，是丽江廉政文化又一鲜明特点。在丽江传统文化之中，玉龙雪山是一座照得见真善美、假丑恶的圣洁之山，“雪亮”“鉴雪亭”“映雪桥”等众多名词及地名，反映出要时时以雪山为镜照一照为人为官做事是否清白干净、清正廉洁。“”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丽江人民：清官到，是丽江之福；贪官来，是丽江之祸。“清廉有才”者治丽时，丽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才就会得到健康快速发展；贪官污吏到了丽江，必将严重阻碍丽江的发展特别是民族干部的成长，严重伤害丽江的形象。当然，内因与外因的作用，内因是关键。就极少数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不孝子孙而言，关键是他们忘记或者说是抛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初心使命，不懂或者说是无视丽江各族人民自古倡导和追求廉洁的文化传统。

　　敬畏历史、敬畏文化、传承和弘扬好丽江优秀的廉政文化传统，是当前重塑丽江清正廉洁新形象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