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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视野 ▏牛耕勤:丽江古城百岁坊

    发布时间:2018-02-08    来源:丽江文明网

      百岁坊是汉名,纳西语称“激鲁瀑”,汉译为水那边,也可美称为在水一方。激鲁瀑算是百岁坊最早的原始名称。

      激鲁瀑真是水那边的在水一方,大石桥(纳西语称“阿溢灿笮”)下来就是它的起点,顺着奔泻的玉泉中河水到水磨房,再到普贤寺后面以北;玉泉东河水从“告肯”(汉语称兴仁村)居于河边的清代举人杨凤友家起,哗哗流至“蒙过可”(纳西语地名),经几户周家至四十年代建的孙家和八十年代建的李家以西;这是激鲁瀑的“版图”。居住着杨家、王家、唐家、和家、赵家、何家、张家、山家、年家、李家、木家、车家、安家、牛家、周家、闵家、孙家、段家、赖家等20个姓氏,100多户人家。最早的居户当是年家,居户最多的是周家,有20多户,有丽江独一无二的来自陕西咸阳姓氏——“山”姓,和较少的来自永胜的“闵”姓。

      激鲁瀑的纳西人家,都是外来移居的市民,而绝非土著。明代木土司时代,还是个未开垦的处女地。这可以从年氏家谱推断,最早也只不过开发于清代的雍正初年。

    百岁之家 

      激鲁瀑称为“百岁坊”,是因为清代中叶出了一个108岁的老寿星年世光。

      年世光的先祖于明洪武年间到云南,后落藉在鹤庆赵屯年家坝。雍正初年,一场火灾把家产烧成灰烬,年世光的爷爷年华善便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先到丽江马鞍山麓的长水,旋即又到桃源般的大研里(大研古城的旧称),落脚在激鲁瀑。

      年世光为年华善二儿年永的第五个儿子。这个一脸佛相的大汉,活得那么自在,那么心宽体胖,那么延年益寿,可能跟他平常喜欢吃内容丰富的杂锅菜有关。

      当年世光得100岁高寿的那年,府官在百岁坊桥东三十步处竖了一座木牌坊,还挂有红底金字的匾额。

      老寿星年世光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活得这么好好的,何必竖这么个牌坊?是让我早死吗?便自己动手七整八整,把木牌坊给拆掉了。至于红底金字的匾额,却抬到自己家中。

      就这样,激鲁瀑虽然称为“百岁坊”,但没有牌坊,成了名不副实的古城地名。

      我不知道激鲁瀑之后的汉名叫什么?但知道百岁坊之前叫“人寿村”。建于光绪年间,横跨于玉泉中河上的两边都有镇水龙头的青石拱桥叫“人寿桥”,后来才叫“百岁桥”。百岁坊是在民国年间改称的,那时百岁坊属于大研六甲(坛)的义勇甲(还包括牛家巷和兴仁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岁坊改为“新民巷”,后来到了八十年代又恢复为百岁坊。

      百岁坊是一个高寿的巷子,得高龄80多岁的人比比皆是,尚有活了98寿岁的。

    和拔贡家

      如果说年家是早先落脚在百岁坊的居民的话,紧邻左面的和氏当是百岁坊年氏之后的居民,而且被称为“和拔贡”。

      所谓和拔贡,是道光己酉年(1849年)出了个拔贡和钦,是个纳西族的诗人兼书法家。《光绪丽江府志》人物志上卷说:“和钦,字敬中,号东桥,拔贡生。家贫好学,善书法,兼工篆隶。咸丰间,回逆跳梁,丽江城陷,钦蒿目时艰,愈励清操。时伪参军赵,伪都督马先后屡求拜谒,皆不纳”。

     “因避乱入宾川鸡足山,以诗文自娱。每谈论时事,闻官军捷,则欣喜于色,闻失利,则攒眉蹙额,愀然不乐”。

      从以上记述,足见和钦的傲骨和爱乡之情。

      丽江结束战乱(“乱世十八年”,清代咸同年间杜文秀领导的民族起义引起的战乱)后的“同治辛未(1871年,和钦)先授云南县教谕,振兴学校,有循声。卒于官,殁后钦为邑城隍之谣。云南省诸绅挽诗有‘生为名士殁为神,鼓乐喧嗔引画轮’之句”。

     喜吟好书的和钦,“著有《善忘翁诗集》一部,手抄有《史记》、《书经》全部、《文字会室》全部”。

      《光绪丽江府志》人物志中卷•文学志说:“和钦……嗜学能文,工书,初学率更令,后临摹诸家,无不得其神髓。又有书癖,广集群书,晚年多吟咏,著有《善忘翁诗草》、《怀我好音韵学》”。

      可惜的是,和钦的诗文和书法作品在社会动乱中没能遗留下来,便成了只有文字记载,而没有作品(现仅存两首诗)集传世的令人叹惜的诗人和书法家。这种现象在以往极左的丽江及古城比比皆是,是值得深思的。我们在惋惜、痛定思痛的同时,要究其根源。

      振武将军

      和钦的儿子和富谷(1834—1890年),为“振武将军”,是跟随杨玉科几十年的战将。据传他跟随杨是有来由的:那酷爱诗书的父亲和钦在宾川鸡足山欣赏对联书法时,曾将兰州(现兰坪县)罗土司家丁紧追不舍的杨玉科,赶紧藏在一个木柜里。

      躲过了一场大难的杨玉科,向他发誓:如果将来有发迹的一天,一定重重报答。并请和钦将儿子和富谷的名字,写在他的帽子上。

      在“乱世十八年”中,杨玉科以骁勇善战而加官进爵。同治元年(1862年),时任鹤丽镇都司的他,不忘救过性命的和钦,转战到宾川时,得知和家父子逃难于鸡足山,便专程去拜访他的救命恩人和钦,并请和钦将十五岁的儿子富谷交由他带去。

      杨玉科即叫和富谷筹办军饷,先委他办白盐井、老金井两地盐务。

      出生古城书香之家的和富谷,自幼苦读诗文经典,并经父亲的言传身教,已成为吟诗作赋,写得一手好字的人,他成了没有进过学堂的杨玉科能文能武的好助手。他跟杨玉科转战南北,屡建战功,赏顶戴花翎,以都司秩,委署云龙州三十讯把总,随后又很快补龙陵营左哨千总,兼喇井盐务。

      光绪丁丑(1877)年,和富谷官至副将衔参将。庚辰(1880年),杨玉科署广东陆路提督,委带和富谷为广武军后营。

      甲辰年(1840年),中法战争爆发,广西巡抚潘鼎新调杨玉科镇守凉山。杨玉科挥师英勇抗击法军,以三战三捷告胜。潘受李鸿章密令,调杨去守镇南关,和富谷便跟着前往。

      乙酉(1885年)正月,法军大举进攻镇南关,面对兵力众多,气势汹汹的敌人,杨玉科身穿黄袍马褂,跃马扬鞭,直奔敌垒,拼死决战。不料枪弹密集,玉科身上中弹,又被大炮弹片击中,便从马背上滚落下来,就这样为国壮丽捐躯。

      在恶战中,跟随杨玉科的和富谷也身负重伤……在治伤中,得知潘颠倒黑白,谎报军情,诬陷杨玉科离阵逃亡,钦命削去其爵藉,没收家财。

      和富谷气得心肝欲裂,伤未痊愈,奋笔疾书,亲自赶赴北京向朝廷申诉。经过三年的持久“战”,破费了不少钱财,才得以平反昭雪:光绪皇帝封杨玉科为武愍公,并为他做连续三年的御祭。

      光绪十六年(1890年),和富谷奉云贵总督岑毓英之谕,到大理主持修建杨武愍公祠。知恩的他,因积劳成疾,旧伤复发,病故于大理,终年56岁。

    “听水轩”家

      “听水轩”是大石桥下面,住在百岁坊栎木桥边的民国时期的丽江画家王镜亭(1862—1951年)的书斋雅名。这个高寿的古城纳西画家就是伴着屋旁由北向南潺潺奔流的玉泉中河流水,教私塾、作绘画、弹古琴悠然度日的。

      玉水河畔的听水轩,朝东的大门上方悬挂着“大夫第”匾额,说明听水轩的主人已进入士林。

      于光绪年间成为岁贡后,吃到皇粮而不意仕途的王镜亭,在家中办私塾,给古城的孩童启蒙教育,让他们长知识,长本领,更长做人的道理。

      抗日战争时期,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南北两京大学教授的江苏吴县人汪懋祖先生,为发展西南边疆师范教育,到大理、丽江创办国立师范学校。在王镜亭八十岁那年,时任南口丽江国立师范学校校长的汪懋祖先生给他作了八十寿岁序,大加称赞丽江的文化教育,大意是这样的:自雍正元年(1723年)改土归流后的二百年间,丽江有文化知识的人数之多,已跻身于中原,是因为有了德高望众的王老先生这样以教书育人为乐的地方人士。

      不过王镜亭的成就在于绘画,他于民国九年(1920年)在昆明石印出版了一本《听水轩画稿初集》,为30×24厘米刊本,共有38幅他的山水画作品,是丽江第一本印刷面世的个人画集,从中可以窥见他宁静深厚的功底。

      王镜亭的儿子是成器的,大儿子王筱贞从小得到他的教诲,七岁开始读书,到12岁就能把《大学》、《中庸》、《论语》、《诗经》和《春秋》等倒背如流。

      1901年,当王筱贞13岁的时候,参加丽江府学的“童生”考试,考上第一名,第二年得“秀才”第二名。

      辛亥革命后,提倡实业教育,他考取昆明省立蚕桑学校,毕业时以优异成绩,分配到省政府做文书工作。由于工作勤奋,写的文章出众,任职不到两年,便破格提拔为“云南省苴却行政公署”主管,后任云南永仁县县长。

      在滇桂战争中,得到驻守广州的滇军军长赵成梁的器重,先做省政府文秘工作,后调任广东始兴县县长。滇军失利后,做撤军后勤工作,任筹饷局局长。

      1926年,不愿做军阀混战炮灰的王筱贞罢甲回到丽江,在省立丽江中学任国文教师,一任就是10年。

      1937年,任丽江县教育局长,为和志坚的继任者。1940年在绅商学界的支持下,创办了丽江县立中学女子简易师范班,为培养丽江边地民族女子师资人才,提高民族妇女文化素质起到重要作用。此后,不仅办了初中班,而且还面对丽江走茶马古道,做纳藏贸易的良好时机,开办了职业培训班——商业班,还专设了藏语课程。1941年通过向社会募捐集资,尤其是大研商家,如大商家李达三捐200多亩田地作为学校经费,在教育局旁边的玉皇阁创办了富有特色的县立中学,当年先后招收两个班,共74名学生。1942年8月学生已有近2百人(包括女师班),而教室明显不足,又向商家等募捐资金,把一层平房的三清殿改建成二层四个教室的楼房。

      在王筱贞支持下,1941年,和柳、张星泽等8人在教育局的民众教育馆创办了《大众壁报》社,出了20期后,改为《丽江周报》,出了50多期,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反响,并引起丽江周边各县的注意。

      在任教育局长期间,王筱贞成了“丽江四大家族”之一王姓的代表人物。1943年2月,王筱贞离任教育局长,由西南联大教育系毕业的李觉民继任。

      1938年12月,接待了中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刘敦桢,并向他介绍了丽江古建筑情况,提供了《丽江府志》、《木氏宦谱》,用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经典。刘敦桢第一个向世人介绍了纳西民居的特点,并指出丽江古城具有“汉代余法”、“唐宋遗风”。

      1942年经方国瑜先生书面介绍,接待了试图创立“雪山画派”的李晨岚和李霖灿,并对他们的工作作了支持和方便。

      1945年,王筱贞因患㗋肿炎症先于父亲王镜亭去世。只可怜他从广东当县太爷时娶来的后妻侨属赖氏,到丽江后就遭到种种不幸,在社会变革中更是从天上到地下历尽了磨难。

      现今,作为书香之家的王氏后继有人,出了个临遍大家书法作品,自成一体,用心谋篇布局进行创作的草书名家王志泓。如果说他有着祖传的基因,不如说是自己勤奋与感悟的结果。         

    周氏与纳西古乐

      懂音乐的民族音乐家宣科,把纳西音乐操作成蜚声中外,并率先成为丽江的文化产业,其人其功劳是值得肯定和研究的,不是人人个个都可以办到的事。

      纳西古乐,过去称丽江古乐。在大研古城中,其中一种为吟诵大洞仙经和祭祀文昌帝君的谈经班,民间有“主主特特谈经班”之说(主主特特为讲究吃喝之意),是社会的上层人物组建而成。张墨君说他不参加谈经班是因为谈经班的人都抽大烟,而且加入谈经班必须办宴席请客,交五十银元加入费。木家牛家等为谈经世家。

      另一种为以娱乐为主的无烧香诵经等名目繁多祭仪的单纯演奏古乐的皇经班,民间称“乐器对”,汉意为器乐合奏。以社会上的中下层人物组成,不仅在城里而且在乡下较为普遍。这跟抽掉了主要的文化内涵而成为简单易行,人人都能接受的“娱乐品”有关。

      百岁坊的周渭家是古城中“乐器对”的世家之一,他家有弹奏纳西古乐的乐手,也有抢救古乐的轶事。

      我熟悉的是周家的阿五叔,名叫周耀侯,是周渭的第五个儿子,是睡在父亲周渭的脚后,背诵“五上六上五”工尺谱的爱儿,也是他的继承者。

      因阿五叔六十年代初无偿借用过我家楼上作为大研民族织布社的加工纱线作坊,他常带我去东坝子田间水沟钓鱼,接触中知道他是六十年代初丽江县文化馆组织的古乐帮子成员之一。他常去黑龙潭演奏古乐。

      我几次看过他们的演奏,他有时在弹速古笃,有时在吹贝伯(芦管笛),有时在吹觱篥(横笛),有时在拉二胡,看来他能演奏古乐的各种乐器。据了解,说话有点哄亮还带有点幽默的阿五叔尤其善吹贝伯和觱篥。

      关于他演奏丽江古乐的事迹,上文提到过的在中国《民族画报》社当记者的杨时铎,曾在该画报中报道过,虽然说不上古乐的名师,也是个“燕过留音”的百岁坊人物。

      周渭为百岁坊“乐器对”世家的第一代乐手,他节衣缩食购置了演奏丽江古乐的吹、拉、弹、敲打的整套乐器,使周家成为“乐器对阁”——古乐之家,后来把古乐传给其侄子周燮虞及聪明活泼的小儿周耀侯。

      周燮虞、周燮文、周耀侯、周灿侯为同辈的堂兄弟,都会古乐的器乐,都是古乐的酷爱者,经常在家中一起演奏。其中周灿侯是民国时期谈经班的成员,周燮虞为皇经班中演奏水平较高的人员之一,1954年曾同琵琶高手杨德润等四人至省城昆明演奏丽江古乐,受到省领导的赞赏。

      六十年代初,周燮虞、周耀侯参加了掌握古乐全部乐器技能的杨德润为头的大研古乐帮子,参加了中央广播电台到丽江录制纳西古乐的工作。边地民族的古乐登上中央大雅之台播放后,在丽江古城反响不小。

      人怕出名猪怕壮。文化革命时期,丽江古乐成了“四旧”,成了“牛鬼蛇神”,成了批判的对象。为头的杨德润“理”所当然挨了批斗,演奏的乐器全部被砸烂。在这度日如年,痛楚欲绝之时,周燮虞之子,也就是周氏的古乐继承人周乾,无所畏惧地来到杨德润家中,喊他到百岁坊周家“乐器对”——奏古乐,并拿他的水烟竹筒等制作了一把二胡给他作为演奏的工具。

      从此,丽江古乐那仙音般的乐曲又在百岁坊周家悄然奏起……自那以后,古乐就经常从周家飘出……是那样动听,那样不屈。

      如今以周氏为首的百岁坊古乐队演奏的纳西古乐又在古巷荡起…… 

    “富人村”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港口被日寇封锁,国土被日寇侵占。丽江却成了印度至昆明的国际商品贸易的中转站,大研古城万商云集,成了“小上海”。那时,百岁坊被称为“富人村”。

      不是说百岁坊的居民都成了富人,而是说百岁坊成了富人——外地商家租用较多的地方。首先是购买杨廷宣家院落的喜洲商家鸿兴源,然后是租用安家院落的鹤庆商家长兴昌(后买地基落脚百岁坊),还有租用鸿兴源旁杨家院子的复顺和,租用杨振东家院子(原先锋托儿所)的喜洲复春和,租用和述圣家院子的喜洲永昌祥,租用杨子创家院子的元春茂等,一下住了好几个富有的外地商家。

      小小的一个百岁坊,居然有那么多商家居住,并开展着繁忙的商务。巷子里只看见驮着货物来的马帮,只听见马铃的叮咚声,以及马蹄磕碰石板路面的叮嗒声,搬货洗货(贝母)的喊叫声。阳光曝晒的时日,巷道上晒满了虫草、贝母等。难怪被人们称为“富人村”,真是马来人往一派繁忙的热闹景象,作为小不点儿的巷子也是空前绝后的了。

      那时百岁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户纳西商家,即曾开发为旅游景点“打铜人家”的周家“馨记”, 和韵鸿家在四方街尾开的卖匹条(布匹)的店,和吉光在接近关门口处所开的盐店。此外有意外发财的周汝良家:抗战胜利炮响后,大研古城商品一连三天大跌价,他家便把街上便宜货物,管他三七二十一都购买来囤积在家中,谁想三天之后,物价回升,他家便转卖出去,结果在不长的时间之内赚了大钱,因而购买了地基,起了房屋。

      鹤庆长兴昌于1946年在百岁坊买地基建起了四合大院,成为百岁坊大商家,有必要作个简介。

      长兴昌为1914年中甸马长寿,丽江仁和昌,鹤庆孙荫昌、李香亭在丽江合伙成立的商号名称。久合必分,分开经营自己的业务后,孙荫昌继用长兴昌的号名,并任经理在丽江发展,走丽江至宁蒗,过木里经康定,到拉萨的大北路茶马古道,做长途贩运商品的生意。

      抗战时期,长兴昌同丽江古城的绝大多数商号一样,沿茶马古道再进一程到印度,做进出口生意,联手从印度运来四十驮洋纱,经西藏驮运至丽江,再运到昆明转买,价格翻转了好几翻,而发了大财。长兴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百岁坊孙家便由租住变成购置大块地基,起了大宅院,成了百岁坊的大商家。孙荫昌儿子孙致和,大学毕业后投身革命,为雪山社投奔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迪庆解放以后任中甸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 

    花园村

      纳西机智人物阿一旦(据说家在黄山上段〈纳西语称瓦古〉)故事中,有个在丽江古城十月开牡丹的事儿,正是发生在百岁坊和姓家中。我们不必费脑汁去考究到底是哪个和姓家?而是通过这事可见百岁坊人不仅喜欢养花,而且善于养花,并有得天独厚的养花自然条件。

      百岁坊优越的养花自然条件是,处于地势较高的玉泉东河和地势较低的中河之间,居民们就利用这一优势,开辟了由高向低的三条水沟。从东河引来的泉水从车家、周家、孙家穿墙入户,使得百岁坊家家泉水,户户花木,几乎院子里都有养花的池塘。

      除现有叶子花爬满大门西角的杨家院子里有池塘外,据了解,有池塘的还有周家(包括闵家)、杨福田家、杨振东家、和吉光家、杨子美家及安家和张家等。清冽的泉水欢快地淌进每家每户的池塘,又轻捷地淌出,淙淙流进日夜奔腾的中河里。

      来自黑龙潭那冬暖夏凉的玉泉水是养花的,泉水遍布的百岁坊就成了养花植树的花园之村。加上向阳,日照时间充足,就使得花木易长易育,都绽开灿烂的笑颜。

      辟有后花园的人家也不少,有杨子创家、安家、杨福田家、和述圣家、年家、周家等。就说现作为我家院子的一点儿不起眼的原周家的后花园吧,以前栽着高大的枇杷果树(纳西语称“含依巴达”树,是东巴文化中的神树)。当然在百岁坊还有比这更大的,有粗壮的杏树、梅树,老树都比较普遍,还有笔直的棕榈树。没有什么名贵的花木,不过,春天有落霞般的杏花,夏天有挂满树枝的金色枇杷果,秋天棕榈的树冠还是那么精神地碧绿,冬天,在一片萧疏中怒放着雪白的梅花。可惜都成了记忆之物。

      让人羡慕的是杨子创家的后花园,那高出围墙的海棠花树,在繁花满树的季节,总有无数的花枝越出墙来。这棵老海棠树和造型美观的老梅花树早已作古,但这个花园成了至今尚存的百岁坊最后一个花园,四时仍然怒放着艳丽的花朵。

      只要看见粉红的雪桃,我便想起张家那棵大桃树,不说开花的季节,引来蜂飞蝶舞,就是桃子成熟的时候,红得叫人眼馋嘴馋。

      凡有后花园的几乎都栽着老紫藤树,但现在只有杨子创的后花园中还幸存一棵。从我这“解放牌”的记忆中看,阿五叔(周耀侯)家院中的那蓬紫藤算是最大最有年纪的了,藤叶把个小院落遮盖得严严实实,花开时节,那紫色的花儿一串串烂漫地挂满藤蓬,真个紫藤花院!家人就生活在这可人的花院里。因阿五叔是纳西古乐手,那悠扬的古曲声便时常婉转在花蓬之间,飘逸到家外。

      听到过纳西院内不兴种桂花之说,那也不是绝对的,我就想起周家院里那棵粗大的桂花树,秋天那金色的桂花吐出的芳香便飞满院子,飞到巷里。他家院里还有一棵碧桃树,那翠绿的叶簇中绽放着一丛丛红艳的花儿,据说那叶子是有毒的,即使那花开得手痒痒的,但就是不敢接近。

      那摇绿的一蓬蓬翠竹,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更有栽在大废铁锅里的吊满怒放花枝的虎头兰、沉香兰等大兰,满盆地摆在走廊前。还有繁花似锦,花团热烈的四季花儿红透了照壁。

      什么李子树、毛桃树、迎春花、金银花、灯笼花、玫瑰花、大丽花,那可是烂而又溅的花树。

      富贵的牡丹也是常开的,民国诗人王(成章)新爷在百岁坊周氏花园中写的诗《咏粉牡丹》是这样写的:

    濂兴作说爱莲花,地气偏宜富贵花。

    三月风光迎谷雨(今年三月少雨月),十分春色在君家。

    已知素质非时尚,仍对红颜对客夸。

    不用独醒同一醉,清心快欣数杯茶。

      在少雨的三月也能开牡丹花儿,是因为百岁坊占有不比一般的“地利”——宜于养花的自然环境,自然便有十月开牡丹的稀而又奇的事情发生在这里。

    结语

      百岁坊只不过是个仅有75个门牌号数,住着百来户人家的大研古城的小村落,但在历史长河中,有它绚丽的光彩,是值得我们记述和在大脑中回放的。如果有人再认真地挖掘一下,还会有许多人物和可记述的东西向我们拥来。

      作为百岁坊人,值得骄傲的是不仅后继有人,而且群星璀璨。在新的历史时期,不可小觑地出了一批事业有成的人物,他们是,行草书法家王志泓,为听水轩继承广大者;有书法集问世而可见其功力的安汝剑;当了一辈子中国《民族画报》社记者的摄影家杨时铎;画家张之仪(其子为中央美院国画系研究生);几次在国外展出工笔画作的赵钟林;以写意花鸟画为主的周坤;有书法嘉绩的杨钟泽、周治准;中国《民族画报》总编、摄影家车文龙;曾任昆工大信息工程与自动化学院院长的博士车文刚;云南省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段纲;后起之秀云师大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和红军等。

      当然还有长兴昌商号的后人,即已故的德高万众的孙致和老先生,为丽江的和平解放,为丽江教育事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是地灵人杰,还是奋斗所成?应该是两者并存。

      可见在丽江古城,百岁坊让我们值得记住和了解。(作者:牛耕勤)